为此，我们认为：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我们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当中国经济目前人才和资金以及金融体系的成熟度还相对匮乏的时候，全国各地都搞同样的新型战略产业的发展规划可能会占用资源、形成低端同质化生产的恶性竞争。反而，在传统行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和磨练，附加价值实际上已有可观的提高，但却遭遇到一些政策的歧视。所以，应该给所有的生产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降低他们的税负、物流成本和提供给他们以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产业资本重新站上经济发展的大舞台。

       同时，我们要规范财政投资的项目运营方式，严防产业垄断资本和金融投机资本的结合在一起牟利的不良现象。严厉打击企业“以价补量”盈利模式中寻租腐败的行为。现在应该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特别要重视创新和消费环境的扶持，而尽量减少不计成本的大规模公共投资需求。把经济运行的重任交给市场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企业家，而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只会增加外汇占款，挤出产业资本的风险。企业搞活了，制度搞好了，“负利率”现象就会因为新一轮由企业家推动的增长方式的形成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和帮助企业与机构在推行的健康的产业金融和科技金融的创新手段，让金融资本真正为有成长性的产业资本服务。

       其次，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勤劳创业和实业致富上。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内需不旺的最大理由不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早在97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外依存的增长方式摆脱不了外部冲击对本地区的严重影响，从那时开始，不管是经济工作会议，还是中央两会上，我们都强调了调结构，促内需的重要性，但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消费能量能够吸收我们的生产能量，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对我们造成的政治和货币调控效果的压力。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还处在个人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收入的增长不是以消费的方式让持有的货币和信贷进入到实体经济部门中，而是以储蓄和金融投资的方式进入到虚拟经济部门。再加上我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市场的公平待遇制度以及消费者利益保护制度等都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所以，个人资产在国内的安排上出现“高储蓄高金融化低消费”的状况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在实体经济中提倡勤劳致富方式而不是过于依赖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来完成个人原始财富的积累，从而让中国经济顺利进入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内需型增长阶段，这也是我们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做到有保有压，有的放矢的重要依据。

      目前市场活力焕发的不确定依然很大，表现在很多产业资本被闲置下来，很多民间资本流失在外，若要扭转这一局面，只有政府通过进一步减税让利，同时，保护好市场投资和消费的环境，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进程，以及大力推进“多劳、多得、多消费”的激励机制，减少欧洲那种“不劳而获”、损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货币化“高福利”机制，这样才能做到中国社会民富有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有起色，而不是令人担心的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局面。

       第三，“惠民生、抓改革和促和谐”是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实体经济的繁荣，因为收入分配机制上的扭曲，而没有带来社会大众的财富增长，相反，财富集中到垄断部门和受到保护但又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或者流失到少数贪污腐败的政客手中，或者落到那些擅于利用社会大众致富心切的心理、并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投机炒家的囊中，那么，即使2012年我们通过一些改革，使得企业群体变得更为集中，使得市场活力更加依赖政府力推的新型战略产业所带来的“政策红利”，那么，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就会因为社会大众勤劳致富的意愿丧失和消费能力的低迷，以及参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受挫，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的激化，而变得难以实现，或者不可持续。尤其是随之而来的民间灰色市场钱流问题和资本外逃的现象会严重干扰我们稳增长和控物价的目标实现。所以，明年民生财政，反腐倡廉和强化监管以及继续通过改革开放战略的深化来打造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所带来的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政策举措，都将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这些方面明年若能出现可喜的变化，它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摆脱欧美经济的动荡和营造内外和谐的发展环境产生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