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是跟大家交换一下思想，我是中宏网的老朋友了，王建我们一块还在思考点问题，我已经退了，老三届，初中毕业在工厂干了十年，然后上大学，从1983年起一直在政策研究部门，原来在体改委，后来在研究会。现在这个研究会属于挂靠在发改委下面，但近十年我们研究会越来越赋闲了，主要是改革的事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我想分三个小题跟大家做汇报，一个就是讲讲对全球化的看法，第二是讲讲我们的模式，然后讲讲对当下宏观经济走势的一些观点，一些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看来中国本身加上全世界发生了那么几件大事，说起来可以提出五件大事，第一个就是全球化。经济学界实际上早在大概十多年以前的内部讨论中就已经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新阶段。为什么提出这个一体化新阶段呢？就是因为这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是跟以往有重大的不同，跟已经作为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全球市场发展的一二百年的历史，跟以往这个阶段有重大不同。它主要是建立在互联网，建立在全球信息一体化和跟全球信息一体化几乎同步发展的全球金融一体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就是全球信息一体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这个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事物，包括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们的学习方式。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互联网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流程，改变了整个生产、交换、消费的许许多多模式。

　　
       但是，在互联网普及的同时，全球市场空间上的一体化也已经形成了。主要是苏东的崩溃，就是苏联集团的崩溃，使全球在地理空间上这个市场变成了一个，原来是两个相对分离的市场，相对独立的市场，这就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个重大的现象。这样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的各个有利的地点，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下，来重新决定自己的战略选择，决定自己的布局。所以，这20多年来，就是新一体化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全球经济真正的变成了一个体系，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把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全球市场，或者叫全球一体化，比作一个麻袋装一堆土豆，大土豆带着小土豆，比如说美国带着美洲的一批兄弟，法德带着欧洲的一批兄弟，苏联带着吉乌会的一批兄弟，日本带着东南亚的一批兄弟，所谓雁阵。总之是大土豆带着小土豆，装在一个麻袋里。那个时候全球的一个整个体系没有形成，我们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的分析中间，在那个时代的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这个学问中间，它都是双边分析为重，整体分析为辅。双边的关系，包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双边的关系为主。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全球真正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内部的联系大大加强的，我叫做有等级结构的金字塔体系。整个全球经济的总流程发生了变化，由于信息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由于空间和布局重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金字塔的等级结构站在最上端的实际上是所谓的高服务业和一部分高技术产业，具有战略性的高技术产业，它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这个高服务业里最重要的是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全球的资本投资的流向是在这个塔尖上，很大程度上由这个塔尖决定的。比如几大评估公司，一个公司可以评一个行业，甚至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它是基于信息采集和以往经验集成模型化的基础上，有这样的评估能力，决定了各个不同市场的前景，它对此做出判断，来指引着这个资本的流向。高端是这个。中端就是中高档的制造业、中高档的服务业。中国主要处在中低档制造业这块，底下还有原材料供应，有些国家基本上是原材料供应国。形成这么一个金字塔的布局。

　　
       现在在分析全球经济的时候，双边的关系已经开始退居到次要的地位，整体分析越来越居于第一位的主导，如果整体看不清，双边关系也很难看得清。比如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多次讨论，包括中美经济学家多次讨论，包括领导人，常常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赤字和就业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以往的思维方式，以为我们双边的关系双方做调整就能解决了，因为中美关系经过复杂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流程形成的，单讨论双边关系解决不了彼此问题，或者不能从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放在整体过程中间去看。而整体过程怎么解决？它超越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需要在全球范围来获得解决，比如这次危机最后怎么治理？怎么改善全球治理？像欧元，就要超过欧盟20几个成员国，欧债危机就是要进一步把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带有政治性的财政权交给欧元体系，来统一的形成新的治理办法和治理原则。像将来的美元问题，现在初步形成一个20国集团，要在20国集团里找到更好的至少是符合全球的总体利益的监管办法或者替代办法，当然很困难了，这属于政治经济学。总之，全球体系的形成，是这20年来的全球化，或者20多年的新全球化阶段的一个初步的结果。

　　
       这个全球化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以往人们不叫全球化的新时代，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很大的这样的著作。我个人觉得可以姑且或者暂且把这个时代跟以往的时代做一个对比，或者做一个比较，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对应的是已经过去的那个冷战时代。跟冷战时代对应的是全球化时代，当然这个可能不严谨，我们有待大的学者们做出更好的概括。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恰恰是从时代论的变化开始的，就是邓大人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提出中国要改革开放的时候，首先举的旗帜就是新时代论，他认为战争不可能爆发，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可以争取。所以，他提出现在是和平发展新时代，叫和平发展新时代。跟邓小平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谁呢？是陈云，陈云就比较坚持，他认为时代没有变，他们老人之间在党的上层是有争论的，后来扩散到社会上形成了所谓左和右的争论，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网络上左和右都有争论。但是，他们的根据都脱不开这个“不同时代论”。陈云认为现在还处在帝国主义灭亡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夜，还是这个老的时代论，陈云认为时代没有变。所以，那个时代在全球范围就概括为冷战时代，在冷战时代，我们耳熟能详，特别是岁数大一点，年轻人可能没有直接的体验，像我们五六十岁的人，过去在那个时代混过来的，都知道那个时代有一些很老的大家很熟悉的口号。比如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首先要弄清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那个时代相互之间一个原则就是同类才合作，社会主义扎堆、结盟，不同类没法合作，敌我之间不是你胜就是我胜，合作共赢是没有的。但是，也很有意思，冷战时代最后发展出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核武器，当时苏美两家都有数千颗甚至上万颗核武器，结果后来科学家算出来，说这个武器要一起甩出来就变成核冬天了，就是说没有你胜我输的局面了，要这么下去，不是共存就是共亡，冷战最后它能逼到这个份上。所以，苏美实际上在苏联崩溃前很早就开始了战略核裁军的谈判。这个冷战在它走到极致的时候逼出了要谈判，为了共存，而不是共亡、共同毁灭，争取一个新的前景，这是蛮有辩证的哲学意味的。但是全球化这个时代到来了，冷战结束了，两个阵营的对峙消失了。

　　
       现在看起来，这个新的时代论指引了中国走过了这30年的过程，应该说它功不可没。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时代论不太全，如果按照现在，比如再加上两个字，和平与发展，如果说和平发展与民主，是不是更全一点？当然，全球化不仅仅是这三个字能代替的，全球化有很多内容。当我们从经济全球一体化，把它放眼到一个方方面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全球化带来的各个方面的进展是巨大的，比如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步前进，带来的软的方面，比如说叫做游戏规则的一体化，比如说价值理念的一体化，比如说评估标准的一体化。刚才我们讲那几大评估公司，它评哪个国家都是这套标准，你最不能差别太大，它可以说你希腊主权危机，给你打低分，你美国搞不好的时候，它也可以对你美国暂时降分。

　　
       英国人总结，这30年全球化获益最大的不是中国和美国。美国是这30年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国家，中国进来以后，现在居然发展成老二了，还不是获益最大的。他们的研究结果，获益最大的是站在全球经济这个体系中间各个价值链条最高端的那些跨国公司。现在应该不叫跨国公司，其中很大一部分变成全球公司了，这个全球公司是商务部全球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跨国公司本土以外的销售额、它的职工人数，这些指标超出50%以上，它就不是一个本土的跨国公司了，它就变成全球公司了。这二三十年以来，一大批跨国公司变成了全球公司，而且全球公司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格，越来越开始减弱自己本土跨国公司的性格。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主张越来越跟本国政府的主张出现了差异。所以，它有这些软的方面的变化。

　　
       所以中国这一轮改革开放所幸的是跟这一轮全球化正好是同步的，在这一步的过程中，中国所幸的是因为有了邓小平打倒四人帮以后主政，他认为要抓住这个机遇，结果还是抓住了。结果我们跟全球其他的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我们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你接近我，我接近你，形成了中国这二三十年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想第一个讲这个全球化，全球化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总旗号，我们把它叫全球化的新时代合不合理，这个仅供参考。但是，在这30年来，就我个人来看，世界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这么几件大事，分量足够大的事。我拿九级地震来比喻它。大家都经过八级地震，像汶川，日本海啸是九级地震，印尼大海啸是九级地震。这个八级和九级差30倍的力量，七级和八级差30倍，这是科学家划分的。在世界政治历史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大事件呢？在我看来九级地震是有的，我觉得打倒四人帮，邓小平上台，这一件事可以是九级地震。他把我们整个共和国的方向调过来了，从搞阶级斗争变到搞经济建设了，方向掉过来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调了一个儿，这个事没有一定的力量是不行的。这个至少够九级的分量，或者至少是9.5级的分量。还有没有九级地震呢？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事，至少够上9.5级的事，就是苏联崩了，苏联是1991年崩的。它这一崩，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巨大，在六四前后跟邓小平争论的这些人这次都闭嘴了，因为他们是希望在原来的计划体制，特别是向苏联学习的有过很大学习过程的计划体制方面做一些改良，他们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邓小平希望向着市场经济更往前走。苏联一崩，这些人不说话了，所以邓公南巡了，通过南巡又推动一个阶段，就是开放带动改革，是我们30年改革中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所以，这个事也够九级，或者叫9.5级。另外一件事就是北非茉莉花革命，北非、中东，这件事现在还没结束，也够得上九级。现在一个一个国家的，还没有结束，因为一个大的九级地震，可能后面一系列余震，比如现在传到叙利亚，还是余震不断，八级的余震、七级的余震还不少。史学家把北非中东事件和苏联崩看作世界现代史上同样分量重要的事件，他们是从民主化的视角来看，他们把苏联崩叫做民主化的第三波，或者叫第三次浪潮，把北非中东作为民主化的第四波，第四个浪潮。有人统计过，说二战结束后，全世界的非民主国家还有90来个，苏联崩了以后还剩40来个，北非中东以后就剩十几个了，当然这个也是有人统计的，我没做这个统计。

　　
       总之，有这么几个大的分量的事，但是这几个事其实统统在新全球化的新过程中展开的，领风的是全球化。全球化这件事跟那几个九级地震的事件不是同日而语的。但是，你看这些大事，它每次不管什么地方发生巨大振动和变化之后，都是向形成新的全球化来走。有一件事，刚才讲了四件事，还有一件事跟我们这个九级地震，跟我们全球化多少有点不利，这就是这次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从经济上也有九级地震。所以，它把第一阶段暂时好像划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现在全球都在为走出危机在苦苦的寻找方式、寻找办法。这个危机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余震仍然不断，比如欧债，现在欧债希腊刚刚平复，西班牙、意大利好像又要出来。总之，有这么几件事，这几件事也是我们全球化过程中发生的大事。

　　
       当然，中国现在还有没有比较大的事呢？比如最近发生的王立军重庆模式这个事，这事我看够上八级，也是比较大的事。它已经深深的涉及到所谓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所谓的重庆模式、广东模式？

　　
       这个事今后怎么走？就转到我第二个题目，就是模式，第一个讲的是全球化，第二个讲模式。2010年的时候，模式讨论的比较热烈，当时经济危机把很多发达国家都打倒在地，有的趴下了，有的跪下的，中国好像还站着，那时候似乎风景这边独好，国外有些人、国内有些人就开始写书，说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似乎有独特的魅力，能够超越所谓的欧美模式。当时，有一个中国人后来到日本大学当教授，在我们外交部服役过，他写了一本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做《中国震撼》，这个教授姓张，好像很多老干部都被发这本书来看，在学。但是，很快转过年来，到2011年，领导人，我们的总书记也，总理也好，反复的不同场合在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叫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这就有一个问题了，经济发展方式过去我们不太喜欢用这个方式，发展方式是文件语言，中央文件现在经常用这个话，似乎它是超越增长，涵盖更广。原来经济学家比较多的喜欢用增长模式，就是经济增长模式，你中国模式和这个增长模式是什么关系？实际上从人们通常理解，你中国模式就是一个治理模式，一个国家的整体治理模式，你这个国家转了，打倒四人帮，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了30年，每一个阶段，你的经济增长动力内容不一样。比如80年代的时候是所谓四轮驱动，个人、集体、国企、外商。当时是恢复和发展农业、轻纺工业、信息消费品产业。你这个治理模式跟你的发展方式，随着你发展方式内容变化，治理模式不断调整。比如80年代搞农村联产承包，就把人民公社取消了。搞工厂国企改革实验，就实现了厂长负责制，这都是治理模式的变化。

　　
       到了90年代，有过一段摸索，有一个转型的过程，后来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形成一个明显的战略，就是招商引资，出口制造，开始大规模的敞开胸怀放外商投资企业进来，尤其是跨国公司。这个时候财税改了，税收上大致规范化了，内外商基本上一致了。外汇制度改了，进出口体制改了，比较自由了。撤销了很多管工业的部委，这些部委原来都是反对WTO的主要的力量。允许外商独资了、控股了，没有内销比例限制了，外商到中国投资不必再背自己的合作伙伴国有企业那个制度性成本了。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低廉的环境成本这时候真正开始发挥作用。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在减少，中高收入层虽然只占比较小的部分，但是他们收入提高很快，也使国内中高档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大，中国开始不仅在生产上具有了全球最客观的集成度和规模，而且有了市场规模。现在我们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制造业一半左右，它生产的70%几的产品是销在中国市场，只有25%左右产品是出口的，占中国出口一半以上。这样的过程，你的发展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跟你的治理模式是相辅相成的，治理模式托着这个增长模式，使它得以实现。如果你的增长模式现在变得不协调、不可持续，你这个治理模式就那么好吗？是不是也出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2010年的时候刚刚有一点讨论，后来就不讨论了，也无法讨论。再加上底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争论，简直也很难讨论。

　　
       就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到现在为止究竟是什么样？我想这有一张图，这个图载在一篇文章里面，这篇文章发在去年10月的《中国改革》上，题目就叫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质与局限》。这是一个环，90年代，特别是朱镕基的改革，朱镕基的改革打了很多硬仗，但是总体上是铺垫了一个制度条件，就是中国可以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这个制度条件的最后一笔就是WTO签约。然后，从2001年以后，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就成了规模。我们中国经济好像不可遏制的发展，12-13%，甚至最高到14%的GDP的增长都是2002年以后到2007、2008年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下子把中国推到老二的位置上。朱镕基这些改革，那些很多硬仗，我们现在数一数。比如说国企改革，十万以上的国企消耗，很多都是过去有名的国企，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比如说财税改革，统一实行了增值税，彻底打掉了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承包制，这些东西太不规范。比如外汇和外贸改革，比如金融改革，银行实行资本金制度，财政不能向银行透支。打走私，把很猖獗的走私压掉，走私是破坏内外贸易和投资的非常坏的一件事情。又比如住房改革，为什么后来有了房地产的大发展，跟90年代的住房体制改革有极大的关系。还有机构改革，一下子把工业的多少各部委拿掉。总之，现在数起来，每一件都是挺硬的仗，有七八件，这些应该说给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WTO签约以后，跨国公司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出口制造，形成这样一条战略，铺垫了一个基础条件。

　　
       我们现在说一个大概念，比如说工业，工业现在占GDP大概44-45%，工业里面制造业大概占三分之二，制造业里面三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大概占一半。我们老看出口，净出口对GDP的贡献，这个是错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70-80%的产品是销在中国市场上，并没有出口。我们这些年来整个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主要的带动者是外商投资企业。中国这些年来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比较快的时期，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它附带了很多溢出效应，在其他行业，比如服务、比如建筑、比如文化、比如餐饮，这是溢出的。我们形成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出口制造，多少开发区？所以，从本世纪2001、2002年开始，我们外汇储备从以前的短缺状态开始迅速增长，出口产品销在国际市场上，这个环代表国际市场、全球市场，这个环代表国内市场，按道理这个环要比这个大20倍才好。我们带回来什么呢？我们带回来的是进口和顺差，顺差是什么呢？是双顺差，是贸易顺差加上国际收支顺差。特别是2002年以后，国际投资者、全球投资者持续看多中国，看好中国。WTO签约之后，对中国市场的风险越看越低，相反对你的估值越看越高，所以带来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我们有时候说是热钱，有时候叫投资。近几年贸易顺差只占我们每年顺差的三分之一了。这时候中国正好开始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中国国内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顺差进来以后，要被央行收购，通过商业银行系统被央行收购。就形成了央行在国内投放基础货币，从2002年以后开始转向越来越依靠收购外汇、收购美元，到2006年的时候，央行收购外汇，当年收购外汇的外汇占款就已经开始超出央行按照国内以往的经验向国内经济增投的基础货币量，已经超过了。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央行100%的靠收购外汇来投放基础货币。

　　
       然后，从2006、2007年以后，到2008、2009年，实际上央行收购外汇已经大大超过了他向国内投放的基础货币的需求。这时候国内的票子就多了，这时候央行不得已开始采取什么呢？两个手段，来回收流动性，以抑制流动性过多。一个手段就是央行开始发央行票据，3个月、6个月、1年的，来回收商业银行的头寸，来减少基础货币投放量。第二，央行不断提高准备金率，从2002年以前国家准备金率通常是在5-6%的水平，到2008年已经提到19%接近20%的水平，就是为了减少经济中的流动性，因为涨肚了。我们这里点明一点，就是我们后来救市，2009年金融危机为什么要救市？那时候产能过剩，资金充裕，为什么资金充裕？收购外汇太多，大量的资金压在央行和商业银行里面，投资出不来，为什么？收购外汇太多。收购外汇多对还是不对？另当别论。我认为到2006年的时候，按道理说应该是开始人民币汇率应该开始更多的浮动，人民币升值了，收购外汇就少一点，升值到位了。我们为了控制整个金融系统，我们压低人民币，人为的控制它，而外商看好人民币升值的前景，所以国际收支顺差太大。央行改变了这个，这样形成了国内大量的资金能力。国内大量的资金能力在2002年以后，这个资金不管是搞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搞流动资金，总之他在经济领域投出的资金其实主要仍然反过来为招商引资制造出口服务，当时大量的资金，我们从固定资产来看放在港口建设、造船、集装箱、开发区建设、开发区的水电煤气配套、总部经济建设、在大城市为总部经济配套高级宾馆等等，大量的围绕着它。直到奥运期间，这些投资开始有一部分更多转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北京。奥运的很多东西跟招商引资、制造出口开始关系拉远了。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投资主要是为招商引资制造出口服务，我们的制造出口的这块，是面对整个全球市场，后来中国很快就变成了几百种产品全球生产第一，多少种大宗原材料全球消耗第一，这些数字我们就不说了。它就形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比较成型的时候是在2002-2008年迅速形成，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循环是可控的，这个循环每转一圈就放大一块，成长极其迅速。

　　
       所以，我说中国的模式如果由这个图来表示，当时我把它叫“莫八循环带”，因为这个环子是拓扑学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莫比乌斯带，莫比乌斯是德国的一个数学家。这个数学家是拓扑学的。为什么喜欢用它呢？就是你看这个纸条，一面暗一面白，一顺边有两个缺角，这个纸条你要是缺角对缺角就形成一个环子，大家看的很清楚。如果一个蚂蚁在里面爬要爬到外面就要翻墙，这就比较困难，就是一个临界点。如果缺角对全角，就形成一个另外的环子，如果蚂蚁在里面爬，就可以平滑的爬到外面，当然也可以平滑的爬回去。当时我们80年代初期的时候，用这个东西形容改革，为什么形容改革呢？改革有一个要件，就是支持改革的人和反对改革的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有很好的联系，而不是观点鲜明、水火不容。水火不容就变成全角对全角、缺角对缺角了，一定要革命了，要打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商量，讲道理，然后投票表决，多数人拥护就往前后，当然多数人反对改革，我们还可能后退。当时我们这个改革的要件，就是对立双方可以沟通。现在我拧一个弯，它代表一半是市场，一半是政府，一半是国内，一半是国际，还有这个互通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叫莫八，莫就是莫比乌斯那个数学家的第一个字，莫斯科的莫。莫八循环带，这里你要深刻解释呢，你就发现这个循环带里面谁是第一控制者？就中国而言，还是政府主导，政府调控，市场是第二的。

　　
       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有一个关节点，就是2008年9月经济危机爆发。突然这个循环开始被打断了，受阻。2009年中国出口从历年20-30%，甚至30%几的增长率，一下子掉到负的10%几，出麻烦了。原来主要是围绕着它转的，主要是招商引资制造出口，这回怎么办？我们短期经济跳水，慌了。当时国务院紧急研究，要扩大内需，开始让发改委出招，让各个地方出招。说提出振兴十大产业，提出这么一招，比如包括钢铁。说怎么振兴钢铁呢？现在一下子都下来了，生产那么多钢材。说国家收购，国家要建大的钢材库收购钢铁来振兴钢铁产业。后来很多人说不行，你收购，一年钢材就锈了，两年就没法用了，怎么收购呢？后来振兴十大产业就不提了。其实后来开始主要转向造城、造房，因为2008年以前发展这么快，高举的是工业化，虽然大家说城镇化太落后了，但是高举的是工业化，工业化的核心是制造业，制造业真正领风的是外商投资企业，我们有少数特别优秀的民营企业，比如华为。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呢？主要在工业的基础产业里面，比如电力、能源、水电、煤气、道路，国有企业给他们配套，那时候不愁市场，外商投资企业对全球市场，他们市场的经验比我们多，我们为他们服务，大家效益都很高，国有企业也有效益，三资企业也有效益，政府收税也多。那是一个黄金时期，因为大量国有企业破产，银行现在坏账漏洞大部分堵住了，银行效益也很好。大家对中国资产评估都是看多的，所以资本金在上涨，加上我们这个系统收票子收多了，其实美国宽松的美元货币政策，由于中国这个机制，到中国以后特别是2006、2007年以后，这个宽松的货币机制到中国就翻倍了，就放大了。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M2跟美国GDP相比就是80-90%，有不同算法，有的算法还不到80%。美国美元是全球都用的，美元基础货币投放三分之一在本土，三分之二是在国际上转。中国现在达到多少呢？180-190%，中国M2是这么大，是美国大概两倍。现在有很大产能，又有钱，这时候干什么？这就是这个小尾巴，这个时候港口不建了，造船也不造了，钢铁厂厚板不生产了，生产线材，进入到造城造房子，就是我们的刺激政策，我们的刺激政策叫做四万亿，这个四万亿是一个说法，这个四万亿带动下，就是政府表明要靠拉大投资来“保八”，当时经济增长保八，实际上2009年到9.2%了，就是要保经济增长，现在有钱，也不缺水泥，不缺钢材，不缺电，不缺能源，我们干什么？保八。就进入造城造房，简单的说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当时举的一个口号叫城镇化，既然我们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这回我们就要搞城镇化建设。比如说高铁、动车，这都是城镇化建设的一部分，大量的钱向这方面转移。

　　
       2008年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奥运，我们固定资产投资上升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我算了一笔帐，当时的固定资产投资，按照毛投资率算，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现价跟当年GDP现价比，2008年到了55%，没有扣除折旧。2009年为了刺激经济，我们固定资产投资毛投资率到了65%，上了10个点，2010年到了69%。多少投资呢？我们2009年是将近24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010年差一点到28万亿，2010年我们GDP才40万亿，差一点40万亿。这两年4万亿引出的固定资产总量是多少呢？53万亿。这53万亿大概是有七成投到造城造房子里面了。可是那个时候，当时因为急就干了，可是你知道造城造房子不能发票子造，是要靠最终需求消化的，如果这些东西投进去，没有最终需求消化，将来对于银行来讲是不是就是坏账了？可是国内消费市场只是国内GDP50%左右，换言之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只是全球市场的二十分之一。你原来很大一块投资是为了全球市场服务的，是围绕它转，现在反过来进了自己的市场里来了，跟出口制造没有关系的，港口不造了，造船不造了，开发区建设开始减慢速度了，主要开始造我们的公路，修城墙，盖广场，修大楼，造房子，干这些事情了。到底能不能消化？有没有效益？当时说我们有城镇化，我们城镇化刚51%，按照全球经验，我们还有20年城镇化进程。有人说我们每年增加多少人进城，三个人一套房，一户人家一套房，得需要多少房？城镇化好像成了一个高高举起的旗帜。但是，中国城镇化是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是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加上流动人口里那个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就是居住半年以上的人，都叫城市化人口，跟总人口相比，这个51%是这样算出来的。我们从本世纪以来将近1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数上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多一点，有时候1.4%，有时候1.3%、1.2%。但是，同时我们居民消费率，就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每年几乎下滑一个点。它背后是什么呢？就是收入分配，穷人太多。你这个城镇化怎么调整能变成大量的有消费能力的可以吸收这么大投资的，能够很快扩张的国内消费市场呢？并没有。所以，为什么画的小盲肠似的？大家疯狂的放钱，不到一年看着就不行了，2010年是惯性使然，2010年投资率甚至比2009年还高，这样开始转不下去了，这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

　　
       在这之前，2008年以前，说中国是市场经济，我们天天在要求国际发达国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当时我们说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我们说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2008年以前看起来像，为什么呢？国内都是围绕招商引资、出口制造服务，各级政府对外资比对谁都亲，那时候跨国公司是明星，走到哪都是受欢迎的，是媒体追逐的对象，尤其是名牌跨国公司。你那些水电煤气的配套、港口配套、造船，主要是围绕着它服务。而跨国公司是为全球市场服务的，看起来像，可是2009年危机爆发以后，当大量转到这的时候，外商投资好像退场了，这时候舞台上的明星是谁呢？是地方融资平台，是央企，是中央政府，批项目的那些部门、机构，和政府合作的那些企业，变成这些人了。口号也变了，比如某省打出的口号“靠天靠地不如靠央企”。因为银行大量的钱先给央企，他们就开始买天价地。当时为了造一点气氛，中国政府把所有政策手段，可用的行政手段也好、财政金融手段也好，都在托房地产。首先画了一个城镇化的神话，说20年土地要涨多少，学者进行论证。然后，就开始财税政策，比如房地产公司资本金可以减少，比如原来是35%自有资金，现在可以减到20%以下，地方融资平台审批资质可以降低。你随便画一个什么，原来有一个水库，评估高一点就是资本金，就开始做地方融资平台。我们地方融资平台，2008年以前7000个，2010年的时候一万个，2008年七千个都在中等城市以后，有的大城市有七八十来个，比如上海、北京。2010年以后所有县都划进来了，所以增加了3000多个。融资额，2008年底是1.5万亿，2010年底变成10.7万亿，一下子增了9万多亿，这是审计署的数字。要是按照央行数字就是14万多亿。县级政府一下子进来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的融资额，就是他们也在造城造房子，很多县过去没有这个机会，这次居然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可要大干了。

　　
       就是这样一个圈子，到2010年的时候大家就看出来了，2010年的时候物价开始上来了，因为什么呢？这是国际经验，多少国家几十年的经验研究，资产价格和CPI的关系，股市和CPI几乎不关联，房地产这个资产价格是高度关联，一般是半年到一年之后一定把CPI拉上来。我们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应该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如果这个小区是三千块一平米的房子，旁边高档小区三万块钱的房子，楼下面的同样的面馆价格要差十几倍，三块钱变成三十块钱，这就是房价对零售的影响。所以，CPI2010年抬头以后，中央政府有点着急了，为什么着急了？因为能买起房子的就是10-15%的人，买不起房子的人根本不看房价，但是他要生活。CPI是影响到那85%不买房子的人。我不详细论证这个政策，比如你存款是负利率，买房子是优惠利率，房子交易还免税，就是逼得有点存钱的人赶紧买房子，本来准备后年买的现在赶紧买，短期推动了这个市场，然后一大批有点本事的人，就是投机客，投机客在2009、2010年房子涨的很快的时候，局地调查可以占到当期购买者的40%几，就是买房子为了卖，不是自己住。2009、2010年大致估算，每年10亿米左右的商品房，大概二成是政府官员自己消费的，所谓的经济适用房，特价房。有两到三成是拆迁用房，这四到五成是政府自己创造的。剩下那五到六成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的，其中三成左右是投机客，还有三成是所谓刚需，有能力购买是刚需，没有能力购买的不是刚需，农民工永远不包括在刚需里面。就是小白领父母给个首付，自己要结婚了，自己背按揭，背个50年还光，以前是这样的，这叫刚需，大概占三成，就是300万套，600万人。但是，北京的房子从1.5万涨到4万以后，这块刚需都有点含糊了，首付比例很小了，双方还钱，原来是拿三分之一的工资还，还五六年，现在拿出二分之一的双方工资还，要还十年以上，生不生孩子了？调动不调动工作了？这个精神压力，风险陡然增加，觉得有点受不了，有一部分就开始被迫裸婚。只要这个现象出来，房子涨不上去，投机客开始离场。所以，2010年的时候不少地方销售已经下滑20-30%，就是这批人离场了，现在当然下滑的更多了。

　　
       总之，这个事就是当你这么大的投资投到造城造房子，高铁就不用说了，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其实在地方政府这是一回事。地方政府造城造房子是一盘棋，哪块地是白给的，哪块地不能挣钱，哪块地是要赚大钱的，是有规划的，是有安排的。现在我们说造城、造房子，如果加上2011年，2011年本身32万亿投资，增长速度比2009和2010年下来一年，总共有80几万亿的投资，60-70%在这块里面。现在有点消化不了了，这块投资占有的资金，如果按照社会总资金量，现在我们M2总资金量去年年底是85-86万亿，如果去掉准备金率扣在那不用的是70来万亿，再去掉其他的不在实业里面转的钱，大数就是不到70万亿，一半以上是被造城造房子占用了。这块现在出现了销售大幅度下降，就是一个社会的总资金量是它的存量乘以它的周转速度，由于它大大放缓，开始出现了一个迟滞状态，所以带动了全社会总资金量都周转速度下降。这个下降使得我们虽然好像M2还占GDP比重提高还是很快，这是存量静态观察，但是实际上可用资金是大幅度减少。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资金严重紧张，高利贷甚至讨债现象频出，吴英事件，温州老板跑路等等。到去年四季度经济跳水，经济下滑速度开始加快，今年一季度就更快。今年一季度出现了十几年来，甚至二十年来未出现过的现象，比如财政有些地方出现负增长。比如像深圳这样30年来没有的，工业一季度是负增长。因为这块投资太大了。我们国内常常在经济学家分析的时候，他把第一位是自己内生的原因，他放在第二位讲，把国际市场出口下降放在第一位。我们国内有一个习惯，讲自己毛病的时候讲的比较轻，讲别人毛病讲的比较重。

　　
       所以，中国截止到这次危机之前，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发展地位、发展成就，是因为紧紧的抓住了全球化这一波机遇。但是这次危机应付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整个模式遇到了自身的拐点，我们开始陷入一个什么呢？人们通常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说我们正好在中等收入，6000-10000美元人均的坎上，我们能不能绕过去？但是，我看先别说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这次情况处理不好，我们有可能掉到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危机。因为现在银行和各方面的坏账已经非常大了，如果各种数据都不看好，现在全球对中国开始转换，对中国的看法从十多年来持续看多，逐渐从看空转，去年从看多和看空中间摇摆，如果实际经济情况反映确实是这样的，转到看空的话。看空势必带来国内各种评估价格的下降，对各种国内要素和市场评估价格的下降。资产评估价格的下降和你的债务和坏账的增多，如果形成一个反向的话，你整体的资产负债状况会恶化的比较快，就形成自己特色的资产负债危机。自从上世纪90年代日本危机之后，本轮在美国首先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经济学家基本统一了，叫资产负债危机。资产负债危机是已故的海基会会长辜振甫，他的一个侄子，他的中文名字叫辜朝明，经济学家，在日本野村证券服务很多年，曾经是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首先提出资产负债危机，他这是一个创新。

　　
       所以我个人对中国近中期的经济，我觉得不像大多数所谓的经济学家那样的乐观，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稳健的8%、8.5%的区间的增长，我认为有可能比这个低。现在中国正是一个转换，一个政治上换届的时期，现在也不可能出很大的对策。我看王建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有可能连续三年经济下降，他也是把困难估计的比较多的人。

　　
       从中国遇到这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反过来检讨，我们认为中国进入全球化走了一半，前半身子进去了，后半身子没有进去，脑袋没有完全进去。为什么呢？你开放了，你开放的只是制造业。特别是外商投资制造业，你开了一点点为他们直接服务的服务业，让他们带进来，但是国内业务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你自己本身工业其他部门，有许多是没有开放的，比如你的基础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没有完全开放，你的交通也没有开放，基本是国有垄断的。你的服务业基本没有开放，除了像胡同里面小型服务业，为老百姓生活直接服务的以外。大系统的服务业基本没有开放，尤其是金融，基本上还是垄断的。所以，这次危机一转换，你就发现真正配置资源，起基础作用的还是政府，政府依托的央企，依托的地方融资平台。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这块没开放的部分，实际上是30年来进步和竞争能力提升最慢的，包括我们在座的中石化。它也有进步，但是跟我们其他方面比起来，进步是很慢的，因为他里面缺少真正的激励机制。这两桶油，现在老百姓很有意见。结果形成了半竞争、半垄断这样一种半阴半阳的体制。至于社会政治改动的就相对更少，以至现在甚至最高层都有些不同意见流露出来。而这次面对金融挑战，我们决策的选择现在看来是应该检讨的，本来在这次危机到来之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失衡，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沿海差距、环境污染，我们都看到了，所以已经提出了要统筹城乡一体化，要注重民生，提出很多口号。但是，落实的东西不多。

　　
       这次危机到来之前，中国的经济来说已经是内有积火，危机一来才是外感风寒。可是寒冬来了，我们怎么对待呢？人家各国都是寒冬来了，我们就发一个坎肩，不行发个皮袄，如果实在太冷，就多加点火。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本来是夏天呢，突然冬天来了，我们还穿着背心呢，光着膀子呢，这时候继续烧火，加大火，前面一堆，后面一堆，前面后面烤着，烤暖了自己，还温暖了别人。2009年全球危机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大干快上，加上山西整煤炭，自己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这时候把澳大利亚的煤炭价格提升了30%几，我们大量进口煤炭，这就是温暖了别人。结果发现这个冬天不是两三天过去的，是若干年，我们过去积累了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一些柴火，一下子烧完了。所以，我们外遇风寒的时候我们靠打激素御寒，打激素能调体制吗？能调阴阳吗？到现在我们感觉出来了，我们原来失衡的东西更加重了，我们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更加重了，我们现在整个经济效益跟2008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节节上升不一样，我们效益大幅度下降，反映在企业各种利润都大幅度下降，成本大幅度提高。我们政府、央企这通玩儿，把茅台酒喝高了两三倍，现在玩儿不动了，钱也还不动了，现在各种融资平台都要求银行给他们宽展三四年，还不起钱了。从来政府，尤其是县级地方政府，哪有还钱的信誉？朱镕基当时花那么大力量清理国企三角债，十万几以上的国企都破产了，因为还不起债。因为弄块土地一评估，你就敢这么借钱给他们？现在积火不但没有消，积火更重了，风寒入骨了。

　　
       现在总体上我感觉这次有点标本皆伤，治标还是治本？现在整个经济有这个感觉，叫做气滞血瘀，整个投资者、消费者的气越来越微弱，多少人要移民，经济周转越来越停滞，资金周转越来越缓慢，叫气滞血瘀。然后上层遇到这么大的事，自己还自顾不暇。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