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装备“走出去”近来被多次提及。在多个国际场合，国家领导人也在推动中国装备和技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部署了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提出把我国优势产能和装备打造成国家新“名片”。

　　我国之所以高度重视重大装备“走出去”，是因为目前是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极好时点”。不仅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欧等一些国家，基础设施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甚至有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面临老化等问题。中国与欧洲、亚洲国家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中蕴含巨大机遇。

　　从国内产业发展看，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基础坚实，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蛟龙”载人深潜器取得重大突破，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企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在高铁、核电等领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国际竞争力，“走出去”是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必然需求。从中长期看，支撑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改变，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

　　推动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也是打造外贸新动力的迫切需要。尽管当前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但比较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劳动力、融资等经营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的约束加大，我国传统的产业竞争优势在削弱。与此同时，装备制造业正逐渐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增长点。2014年，铁路机车、通信设备出口增速超过10％。

　　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需求，这不仅有利于当前经济发展，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重大机遇。而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全球价值链的新现象，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变，把原有的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以便更好地开发、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因此，推动中国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也就是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给我国装备制造业带来了双重挤压。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力图抢占高端制造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美国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设立了国家制造创新中心、数字制造和设计创新中心等先进制造技术研发创新中心。德国政府推出了“工业4.0战略”，欧盟国家提出的“再制造化”目标是将工业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15.1%到2020年提升至20%。同时，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我国形成了同质竞争。在这种局面下，有的跨国资本直接到新兴国家投资设厂，有的则考虑将中国工厂迁至其他新兴国家。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

　　同时，国内经济转型发展也使我国装备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力加大。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装备制造业每年25%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些行业生产已接近或达到历史峰值，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国装备制造业必须加快调整。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衡量一个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标志。考察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其装备制造业普遍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成熟健全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优化的产业结构，三是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四是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综合分析这些特征、规律，从我国现状出发，我们要建设装备制造业强国，就必须深化改革，坚持“创新驱动、高端引领、基础支撑、绿色发展”的方针，分步骤分阶段完成从装备制造业大国向强国的战略转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其核心就是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它将重塑全球装备制造业格局。只要我们准确把握机遇，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完全有可能在若干重要领域赶超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