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球经济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局势给中国经济带来新挑战。2015年，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专家学者们在2015《财经》年会上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新常态’不等同于经济下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而是意味着从粗放型经济走向更加精致的现代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合理速度是多少

　　“就业可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和它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好的速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强调，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比单纯以GDP论英雄更重要，要以质量为目标倒推速度标准。

　　“新常态有很多标志。”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分析说，新的速度——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到现在成为个位数，但我们不希望增速下滑到5或者4，所以要“稳”；新的动力机制——现在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四大阵痛：制造业要去产能化、金融要去杠杆化、房地产要去泡沫化、环境要去污染化，解决这四种阵痛，关键要实现创新驱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海洲表示，目前欧洲经济复苏仍不确定。相对来说，中国经济表现稳健，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保持在7%以上。

　　从内部要求看，中国政府作出承诺，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也就是说2030年以后，无论中国GDP如何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二氧化碳都进入绝对减排阶段。这无疑会给经济增速带来考验。”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表示。

　　改革重点是什么

　　“激活市场力量、实现创新驱动是未来改革的关键。”辜胜阻指出，“‘新常态’最重要的含义在‘新’。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靠要素驱动，特别是人口红利以及投资驱动。如何切换新的动力机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保障新常态的关键问题。”

　　“目前，创业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相当一部分小企业得不到贷款。”辜胜阻建议，应该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创业、创新领域，政府的角色应回归公益，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看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和改革，目标就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高培勇说，“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收入比重。《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也为地方发债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有利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地处理自己的收支平衡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通货收缩”是当前世界经济中的普遍问题，通胀率低带来投资乏力，生产不振，只能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制约了复苏的力度和政府稳增长的努力。解决通缩要靠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的深入推进，“唯此才能真正从结构上解决问题”。

　　“新常态”下，改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指出，法治体系、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会进入“新常态”。

　　哪些底线要守住

　　“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应当守住底线，守住不发生风险，或者风险不引爆的底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说。以地方债为例，尹中卿指出，风险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过分依赖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质押、项目收费；二是过分依赖金融机构贷款，地方债务中，债券直接融资比例很小，来自于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债务占80%；三是过分依赖土地收入偿债，房地产价格上升或下行，最终会反馈到地方政府债务上。

　　他认为，防范地方债风险，一要保证地方政府依法举债，实行规模控制；二要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管债，将债务收支分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保证债务环境的公开透明；三要严格限制地方债的用途，提高地方债的使用效率；四要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还债。

　　今年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82万人，同比多增1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就业1000万以上的预期目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继续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确保就业稳定，守住底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指出，这就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就业监测和信息发布体系，强化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针对特定领域、特定行业可能出现的局部失业压力过大问题，实施必要的企业破产保护、以工代赈及其他保护性政策。